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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30 23:42:35

                                                    熊思东认为,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421”、甚至“422”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加之城乡、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祖辈与父辈、孙辈异地生活,夫妻异地情况较多,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

                                                    “5月6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同志打电话给我,确认大会议程会有一分钟的默哀仪式。”冯丹龙告诉记者,她对这件提案的办理成果很满意,“这体现了我们的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

                                                    “面对这样的情况,男性配偶在新生儿孕育过程中的照顾和陪伴显得尤为重要。”熊思东称,目前男性配偶参与育儿方面还较为落后,许多人希望陪伴妻儿,却有心无“时”。

                                                    他认为,就男性配偶陪产假而言,我国缺乏统一的全国性法律,各地执行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为7~30天不等,大部分仅为15天,同时仅作为对实行晚育或合法生育的一种奖励,在实际落实中有困难。

                                                    “提案很短,办复很快。这也说明,政协委员的提案含金量不在于字数多少、篇幅长短,关键是为国事民生言。”言辞间,记者能感受到,冯丹龙对自己提交的这件有可能是史上最短的提案,也是颇为满意。5月19日,澎湃新闻从苏州大学获悉,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将在今年两会提交《关于延长男性配偶陪产假期的建议》。其中提及,应将男性配偶陪产假延长至38天,以更好地照顾、陪伴产妇和新生儿。

                                                    此外,产妇压力增大。据统计,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4%,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伴随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的增加,产妇恢复期增长,且在孕育过程中,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双重压力,不少女性在孕期及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接近20%会发展为抑郁症。

                                                    这是一件《关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默哀的提案》。

                                                    为落实陪产假制度,熊思东认为劳动监察部门应将陪产假权益保护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内容;用人单位应采取劳动合同备案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增设专门合同内容,明确陪产假权益,并对执行陪产假作出具体安排。

                                                    韩国防疫部门调查后发现,疫情源头与一名隐瞒夜店行程后确诊的老师A某有关。

                                                    据了解,这场周岁宴5月9日举行,场所是富川市一家地下自助餐厅,结果到了21日,女婴及其父母三人被确诊,次日(22日),参加周岁宴的其他6人也被确诊。